在奥斯曼诉英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制定了判断外交承诺充分可靠性的十一项标准。外交承诺内容明确与主体适格作为外交承诺的生效要件，系外交承诺具有充分可靠性的前提条件。由于大部分国家作为《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缔约国负有“不推回”义务，因此充分可靠的外交承诺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免责”功能。不过外交承诺的适用空间仍然受两国关系、一国法治发展程度以及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待死刑或酷刑态度等因素影响。借鉴奥斯曼诉英国案，我国应该完善外交承诺的要件性规则，构建充分可靠的外交承诺制度，有针对性作出外交承诺。同时，加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以化解外交承诺的瓶颈问题，并利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度发展。

成熟性原则确立于美国威廉姆森案，用于束缚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要求行政诉讼必须在行政行为发展成熟后才能提起，体现出“事后救济”的特点。国内行政诉讼制度受该原则影响，同样重“事后救济”、轻“事先预防”，直接影响公益保护领域案件效果。目前国内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正处于探索阶段,适当放宽成熟性原则的适用条件，将“治已病”转变为“治未病”，对公益保护领域案件在管辖领域、诉讼时机、调查取证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具有性侵犯罪隐秘性和被害人低龄化的双重特性，这导致该类案件在办理过程中面临着证据收集难、证明难度大的困境。U.S. v. Castillo 案在审理过程中上诉法院对《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14条的正当性和合宪性进行了分析与论证，明确了被告人品格证据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可采性。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办理此类案件，在被告人品格证据运用上，可以在满足“必要性”“关联性”“程序合法性”的情况下予以借鉴。

在布林卡特诉意大利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判决认定意大利检察官行使逮捕权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废除了检察逮捕权，将逮捕权统一配置给初步侦查法官。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实行绝对的捕诉分离模式，其废除检察逮捕权的理由并不适用于我国。尽管如此，意大利关于保障逮捕权的司法属性和加强权力制约的内容仍然值得我国吸收借鉴。

检察机关办理毒品案件，要根据毒品犯罪高度隐蔽、证据种类单一、直接证据匮乏等特点，注重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指纹、生物痕迹等客观性证据，以准确认定行为人与毒品或现场的关联性。

2025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依法惩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及相关犯罪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

为进一步遏制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最大限度切断境内不法分子与境外诈骗集团勾结的犯罪链条，根据常态化挂牌督办工作机制，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决定继续联合挂牌督办第四批8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集团及其首要分子、幕后“金主”，要用足用好法律武器，持续保持高压严惩态势，形成有力震慑。既要依法从严适用自由刑，彰显“零容忍”立场，又要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最大限度剥夺其再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