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胜:《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儿童色情犯罪条款的国内法转化路径

  时间:2026-10-29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  

【内容提要】国际条约的国内法转化不是机械照搬的立法复刻。《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第14条的儿童色情犯罪条款与我国淫秽物品犯罪“重制作传播、轻接收持有”的现行法律规制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我国违法与犯罪二元分立的立法体系,国际公约中刑事犯罪行为的国内法转化不应机械理解为必须纳入《刑法》,而应追求两种法体系的制度兼容与功能等价。具体可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我国的行政违法行为在处罚强度上不亚于西方国家违警罪,行政法律可承接上述公约对部分行为的规制义务;第二,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具备独立的刑事可罚性基础,应作为全链条打击的关键环节并增设独立罪名;第三,司法解释可对“淫秽物品”的内涵作扩张解释并明确出罪条件,发挥配套完善功能。构建“行政立法—刑事立法—司法解释”多元协同的梯次化转化框架,实现“轻度归行政、重度归刑事”的制度分工,是二元体系下履行上述公约义务的可行路径,亦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转化模式。

【关键词】儿童色情犯罪;行政违法;持有型犯罪;《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已迈入了“数智时代”。数智时代与跨国犯罪的结合,催生了“信息化跨国犯罪”这一新的犯罪形式。当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合作打击网络犯罪的必要性,但是对于建立什么样的跨国网络犯罪协作机制尚有分歧。2013年4月,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22届会议上,“金砖国家”首次就网络问题联手行动,向联合国提出“加强国际合作,打击网络犯罪”的决议草案,要求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对网络犯罪问题的研究和应对。在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下,20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74/247号决议,决议授权成立政府间特设委员会,谈判制定一项关于打击网络犯罪的综合性全球公约。经过数年艰苦的谈判,2024年8月,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特设委员会在联合国总部就《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ybercrime)(下称“《公约》”)的案文内容达成一致,这标志着全球打击网络犯罪的权威性法律机制正式开始建立。

2025年10月25日,各缔约国在河内举行了《公约》开放签署仪式暨高级别会议,6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签署了《公约》,下一步还需要各缔约国采取积极举措,根据本国法律的实际情况,将《公约》的强制性条款转化为本国的国内法规范。但应注意,这种转化是将国际法规范整合纳入国内法律秩序的专门作业,绝非单纯译介条文并生硬嵌入本国法律体系,而是要注重不同法系在立法体例、规范结构与制度逻辑上的衔接兼容。例如,《公约》第14条要求各缔约国将制作提供、获取访问、持有控制“涉及网上儿童性虐待或儿童性剥削材料”等行为全面规定为刑事犯罪,体现了儿童色情犯罪全链条打击的立法思路。但该条所依托的一元化立法模式与我国违法与犯罪二元分立的体系存在根本性差异。我国《刑法》仅制裁制作、传播等行为,对“获取”“访问”“持有”等《公约》要求犯罪化的行为未作规定,这使得《公约》第14条的国内法转化相较其他条款存在更为棘手的制度适配难题。为此,本文以《公约》第14条儿童色情犯罪条款的国内法转化为研究对象,提出立足于我国二元化立法体系的“行政立法—刑事立法—司法解释”的多元协同框架,探索《公约》条款转化为我国国内法的具体路径。

二、《公约》第14条与我国法律的规范差异

“正在兴起的信息社会正在创造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机会,但它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风险。这些新的机会和风险正对我们的法律制度构成新挑战。”网络的去中心化特征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条件创建和分享内容,这种变化也刺激了色情信息特别是儿童色情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各缔约国虽然对《公约》规定儿童色情犯罪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在条文制定过程中存在大量博弈,最终案文是各缔约国为弥合彼此分歧而努力追寻的最大公约数。

(一)《公约》第14条的行为类型与义务属性

1.《公约》第14条的行为类型

《公约》第14条是“涉及网上儿童性虐待或儿童性剥削材料的犯罪”,第1款规定了四类行为,分别为制作提供类、获取访问类、持有控制类和资助类,并明确列举了制作、提供、出售、分销、传送、广播、展示、发布、索取、获取、访问、持有、控制等多种具体行为。在行为模式上,该款既关注到儿童色情制品的生产、制作环节,又关注到儿童色情制品的传播、流通环节;既将儿童色情制品的主动获取行为犯罪化,又将被动持有行为犯罪化;既关注对涉及儿童色情制品的实行行为的处罚,又鼓励缔约国将资助行为独立化处罚。《公约》还将儿童色情信息的接收端纳入法律规制中,要求缔约国将获取、访问、持有和控制行为作为犯罪。如果说获取和访问具有临时性控制、临时性持有的特征,那么持有和控制则对儿童色情电子信息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占有状态。可见《公约》对儿童色情制品犯罪行为的规定较为严密。在儿童色情犯罪的打击方面,《公约》秉持了全链条治理的立法思路,一方面彰显对儿童色情犯罪的严厉制裁态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照顾不同国家的国内立法习惯。

2.《公约》为第14条设定的国内法转化义务

为了推动《公约》的国内法转化,《公约》设定了三种义务类型。第一类是强制性义务,采用了“应当采取”(shall adopt)的表达方式,即要求缔约国必须按照《公约》要求的文本予以使用,除非行使“条约保留”的权力,否则不允许对相关条文进行变通性适用或者排除性适用措施,体现了《公约》对缔约国底线性的义务要求和最低限度标准。《公约》鼓励缔约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采取更高的履约标准。第二类是任择性要求,采用“应当考虑采取”(shall consider adopting)或者“应当努力”(shall endeavour to)的表述方式,这类规定虽然也是《公约》的强制性义务要求,但是力度和强度较之第一类强制性义务有所降低,允许无法落实的情况存在。第三类是任择性措施,采用“可以采取”(may adopt)的表述,传达鼓励、允许甚至谅解缔约国落实相关条文的态度。很显然,上述三种义务类型的强制性是逐层减弱的,其中只有第一种义务要求缔约国必须完成。而《公约》英文案文在第14条第1款中使用“shall adopt”的表述,表明《公约》要求缔约国在没有提出条约保留的前提下,以严肃的立法态度完成国内法转化。

(二)我国儿童色情犯罪与《公约》第14条的基本差异

我国对儿童色情犯罪的规制长期坚持依附式模式,这一模式在与《公约》第14条对接时暴露出三重缺陷。

第一,罪名体系上的依附性。我国暂无独立的儿童色情犯罪罪名,儿童色情制品被归入“淫秽物品”范畴。我国《刑法》分则第363条至第365条规定了五个罪名,其中,第363条和第364条分别规定了基于牟利动机的制作行为和传播行为以及非牟利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刑法层面初步建立了差异化、梯次化的色情犯罪制裁体系。但是,这一体系的重心始终集中在“制作与传播”这一中游行为,对上游的“索取、获取、访问”和下游的“持有、控制”未作犯罪化处理,与《公约》要求的全链条打击存在明显差距。不仅如此,对色情制品的制作、复制、出版行为,我国《刑法》还附加了“以牟利为目的”的要件,而“以牟利为目的”意味着具有较大的传播概率,因此第363条归根到底处罚的重心依然是传播行为。第二,立法理念上的错位。我国立法将淫秽色情犯罪归入《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立法初衷是保护社会公共道德与善良风俗,而非保护被害儿童的个体法益。而《公约》第14条保护的核心法益是具体儿童免受性剥削和性虐待,强调的是儿童的人格尊严和性身心健康权。立法理念的差异导致了两套规范体系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张力。第三,行为规制上的空白。尽管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儿童色情犯罪从重处罚或入罪标准减半,但这也遮蔽了打击儿童色情犯罪的更深层次意义,即对儿童个体的身心保护。我国二元化立法体系下有限犯罪圈的立法传统与《公约》要求的涉儿童色情行为全面犯罪化的立场存在固有的张力,全盘承袭《公约》的行为规制方式,将使我国刑法面临繁重的立法压力。同时,《公约》规定的部分行为,例如“访问儿童性虐待或儿童性剥削材料”,与我国现行入罪标准相悖,不具备刑事可罚性。

基于上述分析,单纯依靠刑法完成《公约》转化并不现实。有必要依托我国二元化立法体系,构建适配的转化框架,厘清刑事立法与行政立法的分工逻辑。

三、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的分工逻辑

在我国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二元分立的立法框架下,行政与刑事法律依据危害程度、行为性质等形成清晰的规制边界与分工逻辑,两者相互衔接、共同建构完整的不法行为惩戒体系。而国际公约基于全球治理需求划定的刑事不法范围,与我国“行政—刑事”二元分立的本土立法体系存在规则差异,诸多国际公约中明确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下,并非一概具备刑事可罚的实质要件,这就为《公约》项下涉罪行为纳入我国行政规制范畴,实现行刑衔接预留了制度空间。

(一)行政违法能否承接《公约》规定的“刑事犯罪行为”

《公约》对我国法律体系的冲击,不仅在于行为类型的扩展和犯罪对象的扩容,更在于罪名体系的兼容和入罪标准的降低。应站在部门法体系的整体视角而非刑法的单一视角推动《公约》条款的转化,应综合考量和评估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其他法律的立法现状、行为模式、法律责任配置等,与《公约》相关规定作整体性对比。行为性质严重并值得对其配置相应刑罚的,由我国《刑法》规定为对应罪名;行为性质未达到严重社会危害性程度的,由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其他行政法律规定为对应行政违法行为。如果《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其他行政法律已将《公约》的某个条款规定为违法行为的,应视为我国已经履行《公约》义务。至于何时再将其提升为犯罪行为,完全取决于我国国内的法律安排。其理由如下。

1.二元化立法体系下的行政违法对应一元化体系的违警罪

犯罪的二元化模式和一元化模式各有特色,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一元化模式强调国家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全面评价,二元化模式则强调“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行政违法优先由行政机关处罚,只有上升到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才交给司法机关处理。《公约》的罪名条款设置体现了西方国家的一元化立法思维,因而《公约》罪名在我国的国内法转化是两种法体系的兼容而非两个条款的简单嫁接。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刑法对犯罪采用重罪、轻罪和违警罪的三分法,例如法国《新刑法典》第111-1条规定:“刑事犯罪,依其严重程度,分为重罪、轻罪与违警罪。”我国则采取了违法与犯罪的二元化立法体系,在我国的刑法传统和法律体系中,只有被视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能作为“犯罪”处罚并被规定在《刑法》中,其他行为则规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这些行政违法行为大致对应西方国家的违警罪。为了迎合某个公约的需要而放弃我国的二元化体系,既不现实也不必要,正确的做法是在尊重我国法律传统的前提下,寻找两种立法体系的“功能等价物”,即将行政违法与违警罪对应。

2.“犯罪”作为法律概念的跨法域局限性

在《公约》文本的正式谈判磋商过程中,草案文本被翻译为六种语言,但是谈判中的过程性文件基本上都是英文。中方提交的文本通常包含作准的中文本及其英文译本。在《公约》最终版本出台之前,会请母语国对联合国版本进行审阅和校订,但许多表述又会遵从联合国版本的通用表述,这就造成《公约》某些条文表述并不符合中文语言习惯和我国学界通行表述的现象,而此类现象在几乎所有国际公约的起草过程中都会存在。在文本表述方面,《公约》第14条的英文版本使用了“criminal offences”,汉语版本中使用了“刑事犯罪行为”。在国外尤其是普通法系法律中,“offence”是含义宽泛的法律术语,结合不同前缀和分类词汇,形成了区分罪行严重性、诉讼程序和刑罚层级的完整规范体系,必须结合具体的法域、法律上下文以及与之搭配的修饰词理解其具体含义。每个法域均有其独特的犯罪类型和犯罪框架,在不同的语境下,被翻译为“犯罪”或者“criminal offences”的事物的内涵和外延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犯罪”是规范表达的结果,是可定义与被定义的,是本土性的。“犯罪”概念具有“跨法域的不同通约性”,就是在普通法系中,犯罪也有“可诉罪”(indictable offence)和“简易程序罪”(summary offence)的区分,美国轻微刑事案件中适用快速处理程序的案件就包括了大量类似于我国社会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行政违法案件。国际公约适用“criminal offences”的本意,是确保各缔约国对特定行为施加足够严厉的法律制裁,使制裁的严厉程度达到国际社会公认的“犯罪”基准线,而非强制要求使用“犯罪”这一标签,更不是必须纳入刑法典。

3.处罚强度与履约标准的辩证关系

在处罚强度上,我国的某些行政处罚没有显著低于国外,不会降低《公约》预期的威慑力度。《治安管理处罚法》设定的处罚类型和强度,未必低于一些国家刑法中设定的刑罚内容。例如日本刑法中的拘留时长是1日到30日,这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6条规定的行政拘留强度相当。当然,将《公约》的罪行降格为行政处罚,确实放弃了“犯罪”的象征意义,但不能据此认为降低了我国的履约标准。所谓“犯罪”的象征意义无非是指犯罪符号具有强烈的道德负面评价意义,将某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罚体现出特定法律系统对该种行为的负面道德评价,这也是犯罪威慑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行政处罚措施不具备的“优势”。但这种象征意义既来自对犯罪的规范性评价,也来自对犯罪的非规范性评价,后者不以刑法成文规范、犯罪构成要件、法定罪责条款作为评价标准,而是依靠社会伦理、大众道德、民间情理、舆论直觉、个人善恶观、传统习俗等非正式、无法律效力的评价标尺,对某一行为做出有关善恶、罪罚的价值判断。而对犯罪的非规范性评价的制度根源恰恰是二元化立法体系。换言之,在二元化立法体系下,犯罪的象征意义更被重视和强调,同时犯罪的象征意义又进一步强化了二元化立法体系。《公约》要求缔约国惩罚某种行为,更看重行为是否被惩罚而非行为被惩罚的程度,强化所谓犯罪的符号意义并非《公约》的本意。

4.通过行政立法承接国际公约中的刑事立法义务已有实践先例

将国际公约的罪行转化为国内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非本《公约》首创,在毒品治理领域,已有将国际公约列明的犯罪行为纳入行政违法的先例。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下称“《禁药公约》”)第3条第2项规定,各缔约国应在“不违背其宪法原则和法律制度基本概念的前提下,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在其国内法中将违反《1961年公约》、经修正的《1961年公约》或《1971年公约》的各项规定,故意占有、购买或种植麻醉药品或精神药以供个人消费的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禁药公约》此处特意强调“不违背其宪法原则和法律制度基本概念的前提”,说明其并不赞同以损害本国法律体系为代价迎合公约规定。我国《刑法》没有将吸毒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是《禁毒法》明确指出吸毒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吸毒成瘾者要进行社区戒毒、戒毒治疗等处遇措施。《禁药公约》第3条之2、4(d)款也申明,“可以规定对罪犯采取治疗、教育、善后护理、康复或回归社会的措施,以作为定罪或惩罚的替代办法,或作为定罪或惩罚的补充。”由是观之,不能认为我国没有履行《禁药公约》第3条规定的相关义务,也不能因为《禁药公约》第3条的存在就反推我国《禁毒法》的相关规定背离了《禁药公约》的要求。

学界可能存在的质疑是:《公约》第14条和《禁药公约》的表述不同,后者有“不违背其宪法原则和法律制度基本概念的前提”的限定性语言。但是,《公约》文本没有这样的表述,不等于《公约》条款的转化可以“违背宪法原则和法律制度基本概念”。《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作为国际法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条约之一,其第26条规定了缔约国的善意履行义务,第27条规定除非存在严重违反国内法规定的缔约权限,否则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不履行条约。“然而,国际法一般只关注国家履行国际义务的结果,对国家采取何种方式履行国际法并不十分关心。”“除非特定条约另有明确规定,缔约国可以自行决定履约方式方法与机构等问题。”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各国可以自行决定国际法如何对本国的机构和个人产生效力,以及国际法在本国法律渊源中居于何种位阶。”总之,将《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履行《公约》义务的措施,在制度上是完全可行的,也具有多方面的实践优势,例如可以维护我国刑法体系的稳定性,维持违法和犯罪区分的既有逻辑,节约立法资源等等。

(二)《公约》第14条国内法转化的差异化设计

如接受以二元化立法体系作为转化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我国法律就可以通过构建“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梯次化回应机制实现《公约》条文的国内法转化。具体到《公约》第14条,应先看我国法律是否已规定了对应的违法或者犯罪行为,再决定该行为作为违法还是犯罪处理。

1.制作提供类行为:已完成国内法转化

2025年修订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有3个条文与色情违法活动相关,分别是第50条、第80条和第81条。其中第50条和第80条规制淫秽色情信息的制作和传播行为,基本能够涵盖《公约》第14条的制作提供类行为。《刑法》第364条传播淫秽物品罪的规制对象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或者社会群体,约束的是个体对群体、群体对群体的信息扩散行为;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制的是个体对个体、群体对个体的信息传递行为,重在保护个体的身心健康、生活安宁以及不被打扰和冒犯的权利。同样,《刑法》第363条要求淫秽色情信息制作和传播的牟利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0条则并未对制作、运输和复制行为作此要求。非牟利性的制作和复制行为比牟利性行为的危害性小,但淫秽色情物品一旦产生就具有扩散的可能性,依然有必要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时,特意在第80条(原第68条)增加了第2款,即“前款规定的淫秽物品或者淫秽信息中涉及未成年人的,从重处罚”。至此,《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体系基本覆盖了《公约》第14条规制的制作提供儿童色情信息行为,已经提前完成了《公约》第14条要求的对制作提供类行为“入罪”的立法任务。

2.获取访问类行为:仍应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

对于《公约》第14条第1款的第二类行为,即“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系统索取、获取或访问儿童性虐待或儿童性剥削材料”的国内法转化,笔者认为仍适宜规定为行政违法行为。众所周知,信息的生命周期包括制作、传播和接收三个环节,制作和传播环节是立法的关注重点,信息接收环节的可罚性显著低于前者。我国《刑法》只在几种特殊的信息类型上打击信息的接收者,第一类信息是国家秘密(包括军事秘密和军事情报),例如《刑法》第282条的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第二类信息是商业秘密,例如《刑法》第219条第1款第1项规定,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第三类信息是个人信息,例如《刑法》第177条之一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犯罪对象是信用卡信息资料,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信用卡信息资料绝大多数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第253条之一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也打击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见,能够让刑法从发送到接收进行全链条打击的信息类型,都具有较高的保密价值。所以立法者选择处罚主动的信息获取行为,实现信息扩散和信息接收的闭合管理。但是,无论是成人色情信息还是儿童色情信息,相对前述个人信息而言均不具有高保密的价值和需求。单纯的获取或者访问不同于制作,也异于传播行为,在儿童色情信息的全生命周期中,获取和访问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是最低的。若将《公约》第14条第1项的第二类行为“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系统索取、获取或访问儿童性虐待或儿童性剥削材料”强行规定为犯罪,可能造成我国刑法犯罪标准过度降低,冲击二元化立法体系。为了满足《公约》的履约要求,未来再次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时,可考虑将这类行为作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行为予以规制。

3.持有控制类行为:宜规定为犯罪行为

在《公约》第14条规定的另外两类犯罪行为中,资助类行为可以依托共同犯罪、共同违法规则予以规制,值得讨论的是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入罪的合理性问题。对此,《公约》出台之前我国理论界就有讨论。支持入罪的观点认为,如果持有儿童淫秽制品者不受法律的非难,可能肆无忌惮发展其癖好,间接支撑了传播儿童淫秽制品犯罪链的“客户来源”。反对的声音认为,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入罪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单纯持有行为处于传播链条的末端,在一定程度上仅仅具有引起儿童性虐待的潜在危险。就单纯持有儿童色情制品来说,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法益侵害性,远远小于制作、拍摄、传播行为对被描述儿童造成的伤害,如果入罪,将造成我国犯罪圈的过度扩大。上述反对意见指出的问题并非不可克服。持有行为的入罪化涉及更深层次的法理争议与体系协调,下文将对此作专门论证。

四、转化框架的核心环节: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的入罪化

《公约》落地之前,学界围绕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的可罚性展开的讨论,仅停留于理论思辨层面。我国成为《公约》缔约国后,出于履行国际义务的现实要求,该议题的立法完善与司法适用具备了现实必要性与时间上的紧迫性。

(一)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犯罪的域外立法现状

从世界范围来看,将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规定为犯罪,在国际和国内立法实践中均有尝试。比如,2001年《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第9条就规定了关于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的相关犯罪。又如,在美国,1990年之前许多州的法律只惩罚制作、分销和传播儿童色情制品行为,但并不惩罚单纯的私人持有。在1990年的“奥斯本诉俄亥俄州案”(Osborne v. Ohio,下称“奥斯本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作出裁决支持俄亥俄州的法院,认为对“单纯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定罪符合美国宪法。法院认为,对儿童色情制品的“需求”是驱动其“制作与传播”的根源。如果只打击制作和传播环节,而不打击最终的持有者和消费者,那么这个非法市场就无法被根除。持有者就是市场的终端消费者,他们的需求直接刺激了针对儿童的性剥削犯罪。随后美国出台的《儿童保护恢复和惩罚强化法》(Child Protection Restoration and Penalties Enhancement Act)增设单纯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罪,从法律和理念上明确区分儿童色情和成人色情的法律边界,明确持有行为本身对儿童性犯罪具有参与性和助长性,从而极大强化了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此外,加拿大、马耳他、芬兰和瑞典等国的刑法也规定了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的犯罪。

(二)持有行为的可罚性基础:从规范定性到现实证成

1.持有的刑事可罚性:超越一般性的访问和短暂留存

持有儿童色情制品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备行政可罚性的基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2条规定:“禁止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或者持有有关未成年人的淫秽色情物品和网络信息。”本条规定填补了我国对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的法律评价空白,但考虑到社会公众接受度以及执法成本等因素,《未成年人保护法》没有设定法律责任。但这不意味着该条是纯粹的宣示性条款,其立法价值是为持有儿童色情制品入罪化作前置性的法律准备。对比《公约》第14条规定的其他行为,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的危害性和可罚性大于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系统索取、获取或访问儿童色情制品的行为。从色情制品的发展链条看,索取、获取或者访问儿童色情制品是持有和控制色情制品的前置环节,但互联网条件下儿童色情制品的获取、访问与持有、控制的界分具有相对性。网络信息传输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包括直播)、游戏(如VR色情)等多种形式于一体,这让色情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方式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演化性。从信息的传播媒介看,既有传统的基于网页与网站的直接访问,也有“套娃式”弹窗广告作为引流媒介。此外通过链接(URL)的间接传播也是目前最常见、最灵活的间接传播机制,例如在社交平台分享网盘链接、加密链接或短链接、种子文件等。为了规避网络平台的监管,不法分子还会将长链接转换为短链接或二维码,以规避文字过滤系统和迷惑用户,或者将色情资源存储在公有云盘,然后分享加密的提取链接和密码。这种方式将传播与存储分离,难以追踪。至于嵌入与伪装技术、加密平台端对端传播、VR社交平台内创建色情场景或进行虚拟色情活动等,亦非新鲜事物。可以说,网络色情视频的传播方式从早期的直接访问网站,演变为如今以链接分享、云存储、加密通讯和嵌入式伪装为主的更加隐蔽和分散的模式。在网络技术环境下,访问比持有更容易实现,从技术上讲,索取、获取或访问是信息临时读取到内存的过程,是对信息的暂时性控制,访问的内容依然存储在远程服务器上,并没有像下载文件那样获得对它的“所有权”。举一个形象的例子,访问就是在图书馆阅览室翻阅图书,且不允许拍照、录像或摘抄,阅览结束后要放回书架,而持有则是获得书籍原件或者副本的行为。在“美国诉库钦斯基案”(United States v. Kuchinski)和“美国诉斯图洛克案”(United States v. Stulock)中,法院明确指出,知晓缓存的存在是认定“明知而持有”的关键。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持有表现为携带、存放、储存、下载、藏有、留存、占有等各种行为。因此,无论是否实际下载文件到自己电脑硬盘,只要对信息具有较为稳定的控制,即属于持有,且对儿童色情信息的持有不要求排他性的控制,他人对信息的共同控制并不妨碍自己持有的实现。持有比访问更具有二次传播的可能性,故其违法性程度高于访问,有必要做出比“访问”更严厉的法律安排。

2.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入罪的现实必要性

有观点认为,儿童色情相关犯罪主要是西方国家亚文化的产物,个别国家司空见惯的儿童色情犯罪,在其他国家可能还非常罕见。利用网络实施儿童色情犯罪只是反映特定价值观念和区域要求的犯罪,无法代表国际社会打击网络犯罪的共同需求。但从近年来的司法调研以及公开报道看,我国的儿童色情犯罪尤其是网络儿童色情犯罪增长迅速,相关犯罪在网络空间暗流涌动。2011年至2020年间,我国先后曝光“西边的风”“芽苗论坛”“萝莉网”等多起重大网络儿童色情案件,涉案规模触目惊心,其中个别网站注册用户高达800多万人,不法分子通过欺骗儿童拍摄不雅视频、诱导用户拉人头等方式散播非法内容并牟取暴利。公安机关在近年来侦破的涉未成年人色情案件中,查获淫秽视频、图片、游戏、漫画、小说、手办等数以十万计的非法物品,总涉案金额达数亿元,但是最终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数量依旧较少。此外,还有一些出国人员忽略了中外法律制度的差异,在携带儿童色情制品出国时被所在国查获,之后被指控犯持有儿童色情影像罪(Possession of Child Pornography)。从司法实践需求来看,将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入罪,有助于倒逼司法机关强化对生产、传播儿童色情制品的打击力度,也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儿童色情犯罪的重视。

(三)持有行为入罪化的内在正当性:体系契合与效能延伸

1.体系契合性:持有儿童色情制品入罪符合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旨趣

持有型犯罪惩罚的是对特定物品的实力支配和控制,特定物品本身潜藏的巨大社会风险,一旦流入社会可能造成巨大的隐患,所以基于刑法预防的理念而禁止持有。持有型犯罪属于典型的堵截式犯罪构成,有学者指出,堵截犯罪构成是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拦截犯罪人逃漏法网功能的构成要件。而事后堵截,严密法网,补充或者堵截式的要件,显然反映了功利主义的诉求。“‘持有’本身并不是对持有行为处罚的目的,对持有的惩处是为了防止犯罪人逃避处罚或者避免持有者继续实施危害社会的其他犯罪行为。”特定物品自身的不法性是立法者将其持有状态作为犯罪的重要理由。在刑事诉讼中,持有型犯罪具有减轻公诉机关证明责任,严密刑事法律的重要功能。各国刑法中的持有型犯罪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实质预备犯规定的持有特定犯罪工具的独立犯罪构成;二是就具有重大法益侵害直接危险的持有特定物品的行为、可能掩饰、隐藏重大犯罪行为的持有特定物品行为或者仅针对具有特殊法律义务的行为主体即国家公务员设定少量持有型犯罪构成。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犯罪属于后者。我国目前有“七个半”的持有型犯罪,其犯罪对象包括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枪支、弹药、假币、伪造的发票、毒品等,这类物品具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内在的、高度的公共危险性,物品的失控会对公共安全、健康和社会秩序造成直接而严重的威胁;第二,非法的用途主导性,除了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这类物品几乎没有正当用途;第三,强烈的犯罪关联性与工具性,往往是其他犯罪的上、下游工具;第四,对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显著的侵蚀性,会严重损害社会风尚和善良风俗。儿童色情制品基本符合上述持有型犯罪对象的四个特征,或许在高度的公共危险性上还略有不足,但类比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信用卡本为合法之物,且不具备传统持有型犯罪对象的四个特征,尚已入罪。立法者将违法性更低的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那么将违法性更高的非法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入罪更具有正当性。

2.效能最大化:强化打击儿童色情犯罪与儿童性犯罪的关联

首先,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的群体与已实施接触性犯罪的群体高度重叠,两种犯罪实际为同一人群的两种行为,两者不是互斥的犯罪类型,而是同一犯罪人群在不同阶段、不同侧面的行为表现。所以,持有儿童色情制品入罪,将在儿童色情犯罪与儿童性犯罪这两个犯罪群之间建立联系,有助于两大罪名体系联动保护儿童权益。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近四分之一的儿童色情犯罪者之前有过接触性行为,12%的儿童色情犯罪者之前因性侵犯或性剥削而被捕;在针对美国东北部联邦儿童色情物品持有案件的统计中发现,近55%的人透露了对未成年人的接触性犯罪,近40%的人承认有两个或更多的受害者。纯持有者的性再犯率看似低,但相较于普通人群趋近于零的基线风险,统计学上仍构成显著升高的危险因子。其次,从两种犯罪的心理强化链条看,持有行为通过反复观看,将儿童可作为性对象的错误认知内化为心理认知,并推动“道德脱敏”的实现,导致实施真实侵害的心理门槛降低,可见,持有行为是接触性犯罪心理准备阶段的核心环节,而非孤立存在的心理偏好。最后,两类犯罪都服务于“儿童不是性对象”以及“儿童健康身心权益”的价值观,禁止接触行为是保护儿童身体不受侵扰,禁止持有儿童色情制品是切断淫邪需求,两类犯罪是同一法益保护目标在不同环节的制度部署。它们并非简单的递进关系,而是共同服务于儿童权益保护的立体网络,因此不能将两者割裂为互不相关的犯罪类型。例如,对于儿童色情制品,在美国1983年“纽约州诉费伯案”(New York v. Ferber)中,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利用儿童制作、拍摄露骨性照片或视频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对儿童的性虐待。而在奥斯本案中,法院也认为,行为人持有了这张图片,就意味着有一个孩子因这张图片的制作受到了性虐待,因此持有行为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中立的,而是整个性剥削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综上,持有儿童色情制品入罪,可以实现儿童色情产业链从制作到传播再到持有、消费的全链条打击,实现立法效能的最大化。

五、《公约》第14条的国内法转化

在当前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下,国际条约的国内法转化是衔接国际规则和本土法律体系的核心纽带,需要借鉴国际先进法治经验优化本土法律制度,推动形成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相辅相成、协同发力的法治格局。各国基于本国法治传统与立法模式,形成了条约入法的多元路径,而司法解释凭借灵活、高效的制度优势,亦可成为国际条约完成国内法转化的重要渠道。

(一)司法解释作为《公约》的转化路径

“一直以来,国际法对国家是否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态度是结果导向的,即国际法并不太关注国家是‘如何’履行国际法的,而主要关注国家是否履行了国际法律义务这一结果。因此,各国可以按照各自的法律传统和现实需求,自由选择实施国际法的具体方式。”这一原则为国际条约的国内法转化提供了制度弹性:立法固然重要,但法律的实施与解释同样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刑事司法承载着不可替代的社会整合与价值塑造功能”。在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中,司法解释是一种特殊的规范形式,其核心功能在于弥合成文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多变性之间的鸿沟,在确保刑法文本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赋予刑法以契合时代的生命力,努力挖掘刑法文本现有语词的规范含义。不仅如此,刑法司法解释有时还承担了立法的“先行先试”角色。例如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刑法》第287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的法条表述,就借鉴自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款第2项。因此,《公约》条文的国内法落实,也完全可以通过刑事司法解释的方式实现。与立法权威性相伴的是立法周期的冗长与立法成本的高昂,立法者必须在立法经济性和立法必要性之间进行审慎评估,对于能够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通过修改司法解释甚至法官个案解释的方式解决的,就没有必要动用刑事立法手段。其实《公约》条款也暗示了采取司法解释转化路径的可行性。《公约》第14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这里的“其他措施”是和“立法措施”并列的规制方式,含义上只能是包括司法解释在内的其他“非立法措施”。“其他措施”的表述体现了《公约》对各国制度规范体系和法律模式的尊重。具体哪些条款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方式进行国内法转化,则要看转化的结果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依此标准,《公约》第14条第2款至第4款主要涉及犯罪对象的界定和出罪条款的设计,不涉及新罪名的创设,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国内法转化。

(二)对“淫秽物品”内涵的扩张性解释

《公约》第14条第2款界定了“儿童性虐待或儿童性剥削材料”的概念,第3款对第2款作了选择性限缩解释,以契合部分国家的国内立场,但限缩解释的思路显然不符合联合国的一贯主张。在1999年巴黎召开的针对网络恋童癖与儿童色情制品的国际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制定联合行动计划,要求在明确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范围内提出“切实可行且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2000年5月,联合国正式颁布《〈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下称“《任择议定书》”),旨在更具体、更严厉地打击和预防针对儿童的最严重剥削形式,其中包括儿童色情制品。《任择议定书》规定,“儿童色情制品系指以任何手段显示儿童进行真实或模拟的露骨性活动或主要为诲淫而显示儿童性器官的制品。”此定义明确包括了利用数字技术生成的虚拟儿童色情内容。200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该《任择议定书》。因此,我国刑法规制虚拟儿童色情内容,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

我国刑法将淫秽物品相关犯罪置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其根本目的是防止这些物品腐蚀社会风气,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护的是抽象的社会公共法益和风序良俗。而《公约》描述的“儿童性虐待或性剥削材料”,其核心是保护具体的、个体的儿童免受实际的性侵害和剥削,更强调保护个人法益即儿童的身心健康权、性自主权。中国《刑法》第367条界定淫秽物品的关键词,如“具体描绘性行为”“露骨宣扬色情”“诲淫性”等是道德属性的判断标准,侧重于色情内容对观众性道德观念的潜在影响以及对善良社会风俗的毒害。《公约》界定“儿童性虐待材料”的关键不在于内容有多“露骨”,而在于它是否描绘了未成年人的性器官或性行为,强调制作色情制品的过程中是否有儿童受到了伤害。当然,我国刑法关于淫秽物品界定的优势在于,它充分保证了语词的涵摄性,不用担心语义狭小导致的“解释溢出”。但在司法解释中存在类似于“儿童性剥削材料”的表述。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2004年《淫秽电子信息解释》”)第6条规定,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具体描绘不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性行为的淫秽电子信息的,依照有关罪名从重处罚。这里的“具体描绘不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性行为的淫秽电子信息”的内涵比“淫秽物品”更加清晰,但如此规定反而缩小了处罚范围,它意味着非直接与性相关的其他涉未成年人淫秽信息不能从重处罚。

当前网络环境日益复杂,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如何在保障未成年人网络发展权的同时,使其免受各类不良信息的侵害,成为一大现实挑战。司法实践中“擦边”的儿童制品越来越多,给案件定性带来难度。例如儿童形象或作品的“性化”(sexualization)现象,即在儿童相关的动画、游戏、玩具等作品中加入与性相关的元素,将儿童或儿童形象置于不符合其年龄的、带有性意味的语境中,诱导儿童模仿成人舞蹈动作,打造所谓的童星,或者诱骗儿童穿着暴露衣服摆出“纯欲风”姿态等。2025年,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涉黄手办案,被告人出卖大尺度可脱儿童手办,经公安机关依法鉴定,这些手办中,有的直接裸露刻画出性器官,其余的则在替换身体部件后展现出性器官,并伴有明显挑逗性的不雅姿态,应认定为淫秽物品。当前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AI批量合成儿童色情制品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人工智能生成的虚拟儿童色情则往往具有高拟真性,能够从视觉或听觉层面表现出极高的仿真度,欺骗性强,难以通过传统的方式进行辨识。”人工智能生成的虚拟儿童色情作品在侵蚀社会善良风俗、损害儿童身心健康方面与真人色情作品别无二致,有必要明确处罚规则。按照《公约》规定,我国在维持《刑法》关于“淫秽物品”定义不变的前提下,司法解释应当将虚拟形象类、边缘色情类、AI合成类等色情制品明确纳入“淫秽物品”的范围,以应对当前存在的儿童形象或作品“性化”的现象。

(三)基于合意的出罪条款的司法回应

《公约》第14条第4款规定了基于合意的儿童色情犯罪的出罪条款,《公约》试图在保护儿童和尊重特定情境下的个人隐私之间寻求平衡,不过《公约》将其作为选择性权利而非强制性义务。我国刑法在完善儿童色情犯罪规制体系时,是否应当基于刑法谦抑性,将未成年人合意制作色情作品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呢?对此要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司法的现状以及刑事政策作综合分析。目前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并没有直接以条文形式转化吸收《公约》第14条第4款的规定。对于儿童自制色情制品以及经其同意传播的行为,我国呈现出立法上严格禁止,仅在司法实践中保留轻微行为出罪空间的复杂状态,其基本的法律逻辑是我国对儿童淫秽物品犯罪秉持零容忍刑事政策,为了避免儿童被剥削和伤害,从根源上杜绝一切可能被利用的空间。我国刑法对涉及儿童的淫秽物品犯罪构建了严密的法网,其严厉程度远超对涉成年人淫秽物品犯罪的规定。例如,根据2004年《淫秽电子信息解释》第1条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条的规定,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含有不满14周岁儿童的淫秽电子信息的入罪标准是视频文件10个以上,而相应行为对象是成年人的入罪标准是视频文件20个以上。我国刑法对儿童色情犯罪采取严格立场的原因在于,法律推定未成年人在性相关事务上不具有成熟的判断能力,在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制品的制作和传播上,坚持最高位阶的保护原则,无论本人是否“自愿”,都视为对其权益的侵害,以便从源头消除对儿童的剥削和遏制各类投机心理。《公约》规定的“私下”和“同意”情形在实践中存在界定难题,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规避追责的漏洞,不如干脆放弃这种精细和脆弱的平衡,通过“一刀切”式的禁止来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坚实屏障。

尽管立法上没有设定出罪条款,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出罪的必要。如果是未成年人情侣出于好奇,自制了仅供双方观看且从未外泄的色情视频,司法机关在综合考量其年龄、情节、动机和社会危害性之后,可以根据《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作出罪认定。司法实践中已有可供参考的同类案例:某高中生因在网络上售卖淫秽视频并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检察机关综合其案情、年龄等因素,对其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该学生之后顺利考取大学。在另外一个案件中,行为人招募6人利用网络云盘贩卖、传播涉未成年人的淫秽物品,其中4人系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对行为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涉案4名未成年人作出不起诉决定。上述案例中,司法机关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法律优待的主要考量因素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是对特殊主体的优待措施,这不同于《公约》将特定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的法律逻辑。不过,我国刑法依然可以设定儿童色情制品犯罪的出罪空间,对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基于同意制作并传播(包括出售、出租等流转行为)仅涉及自己的音影像等制品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但他人引诱、迫使儿童制作色情制品,或者他人制作、贩卖、传播含有未成年人色情信息的制品的,无论未成年人是否同意,均不能成为免责事由。未成年人参与上述行为的,则在具体个案中考量相关情节作出决定。

六、结语

作为《公约》的缔约国,积极履行《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义务是我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公约》第14条的立法旨趣并不违背我国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从严制裁各类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基本立场。因此有必要以《公约》内容为基准,全面审视我国惩治儿童色情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现状,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及行政立法等多个层面贯彻落实《公约》相关要求,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儿童权益的保护水平。

国际犯罪公约的国内法转化,绝非机械照搬、被动补缺的简单立法复刻,也不是国际公约设定何种规则、犯罪范式,国内刑法就机械地增补对应条文的单向适配过程,而是国际规制义务与国内刑法体系的双向磨合、筛选调适与制度重构的法治化进程。“不是被动适应外国法律规则的变革,而是主动谋篇布局”,对于国际公约中部分规制范围宽泛、入罪标准模糊、处罚逻辑迎合域外司法体系的规则,不能直接全盘移植,需要结合我国的社会治理现状、司法实践传统、国民权利保障边界进行筛选、限缩与本土化修正,避免出现刑罚扩张、规制过度、水土不服等法治问题。应立足于我国二元化立法体系,充分利用行政法律、刑事司法解释等规范资源,以“行政立法—刑事立法—司法解释”的多元协同路径回应《公约》第14条的义务要求。当然,这种“轻度归行政—重度归刑事”的梯次转化思路,也可以作为其他国际犯罪公约国内法转化的通用模板。在当前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时代背景下,国内立法与司法机关需要结合本国治理需求,对国际公约进行细化解读、适度变通,通过立法修订、司法解释细化、司法适用校准等多元路径,平衡国际履约义务与国内刑事治理逻辑,最终实现国际规则本土化、本土法治国际化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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