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检察工作从检察外事为主向独立工作体系的转变,对基层检察机关的涉外履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层涉外检察工作发展受到重视程度不足、职能理解不充分、资源禀赋差异等多重因素制约。基层检察机关有必要结合案件体量、资源条件、辖区涉外法治需求,以“差异化”为核心构建涉外检察工作体系,全面提升检察资源利用效率和涉外检察履职能力。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第14条的儿童色情犯罪条款与我国淫秽物品犯罪“重制作传播、轻接收持有”的现行法律规制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我国违法与犯罪二元分立的立法体系,国际公约中刑事犯罪行为的国内法转化不应机械理解为必须纳入《刑法》,而应追求两种法体系的制度兼容与功能等价。
加强海外利益司法保护作为涉外检察工作的核心议题,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为根本指向。当前,涉外法律制度供给与检察履职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跨境司法协作规则尚不完善,专业化人才储备不足。强化海外利益司法保护,可探索在推进专门立法的基础上完善反制裁法律机制与跨境司法协作规则,并依托检校协同强化国别研究与人才培养,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回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提出要“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这一战略部署不仅彰显了国家对涉外法治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我国涉外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反腐败跨境追赃的法理依据不宜只强调“不让犯罪分子通过犯罪获得任何收益”,而应对其作出更为全面的理解,突出强调“保护我国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在反腐败跨境追赃中,检察机关应积极践行双重理念,依法追回属于我国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财产,充分实现跨境追赃的时代价值。
反腐败治理是国家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内容。对柬埔寨而言,反腐败不仅关涉公共权力运行的廉洁性,也直接影响行政效率、营商环境、社会信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既有机构探索的基础上,2010年《反腐败法》的颁布,使柬埔寨反腐败治理由刑事法律中的分散规制,进一步转向以专门立法、专门机关和特别程序为支撑的制度化路径。
加强云南涉外检察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强化检察监督、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服务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保障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围绕强边固防、跨境司法协作、国际通道保障、营商环境优化、跨境金融风险防控、涉外法治人文交流六大维度,强化高质效涉外检察履职,构建“1+2+8+N”工作机制,从协同机制、专业人才、科技赋能层面完善配套制度体系,以全链条涉外法律监督筑牢西南边境安全屏障,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周边外交大局。
陈星、康佳威撰文指出,当前我国涉东盟法治人才存在师资、教材、协同育人平台三大短板。文章构建 “一心四通多能”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标准,系统阐释广西民族大学中国 - 东盟法学院探索形成的“一体两翼双核十大品牌”协同育人模式。该模式整合多方资源,坚持政产学研用融合,搭建境内外实践平台,推进双语教学、校际与实务部门合作,打造全周期人才培养闭环,为服务中国 — 东盟经贸往来、完善中国特色涉外刑事法治体系提供人才培养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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