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电信网络诈骗具有犯罪行为隐蔽、调查取证难等特点，加之跨境犯罪涉及国家主权等问题，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普遍存在管辖权冲突致使案件办理困难、跨境电子数据取证难度大且可靠性低、共犯责任标准模糊难以准确打击等办案困境。为此，应协同建构区域的管辖协商机制、设计跨境电子数据的采信标准和搭建分层分类追责标准，不断更新司法治理的理念和方法，依法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是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司法组织纲要法设立的行使法定检察职能的司法机关，是“一国两制”在司法领域的重要实践成果。为保障依法由其维护之利益，澳门检察机关广泛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澳门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形式分为两类：一是直接提起诉讼、担任诉讼代理人等主参与；二是提出意见、作出指导许可、开展程序监督等辅助参与。澳门最具典型性的民事公益诉讼是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59条规定的维护大众利益之诉讼，该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于尤其旨在维护公共卫生、环境、生活质素、文化财产及公产，以及保障财货及劳务消费之诉讼或保全程序”，均有提起及参与的正当性。除此之外，澳门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范围，还包括涉及弱势群体利益、劳工权益、身份关系等事项的案件，以及财产清算等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程序。

构建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是强化检察机关涉外法律监督能力、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需求。当前基层检察机关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存在知识供给僵化、综合能力建构不足、数字赋能缺位与实践渠道阻塞等结构性困境，原因在于资源供给不足、机制建设缺失、协同不足与检察人员自身短板。为破解这些难题，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培养平台，健全“理论－实务－技能”融合的课程体系，数字赋能教学模式转型，深化多层次国际合作交流，系统提升基层检察人才在国际规则运用、跨境案件办理与数字法治治理等方面的专业能力，为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在全球化与数字经济背景下，涉外刑事案件呈上升态势。面对跨国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证据真伪风险，境外证据的获取与运用成为此类案件办理的关键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7条构建了境外证据准入的基本框架，其中通过《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的“附加证明书”（Apostille）程序，因其便捷性而广泛应用。然而，司法实践中出现嫌疑人滥用此程序，将经海牙认证但内容虚假或存疑的文书作为“证据壁垒”，试图干扰司法认定。本文认为，海牙认证仅解决文书形式上的跨国流通合法性，即“最后一个签章的真实性”，绝不代表对文书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背书。司法机关必须坚持“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分离”的原则，在认可其形式证据能力的同时，运用综合审查方法，穿透“认证”表象，对证据内容进行实质性、批判性审查，确保境外证据发挥应有证明价值，防止其成为脱罪工具。

在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背景下，“涉外检察” 已成为检察学标识性概念。它源于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实践，2024 年全国涉外检察工作会议及相关意见对其系统阐释，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参与涉外法治的凝练。 “涉外检察” 具中国特色自主性，立足中国视角解决涉外问题，以中国检察制度为路径。其内涵丰富，含检察外事与涉外检察业务，兼具法律监督与办案职能，二者融合推动涉外检察发展，为我国涉外法治建设提供检察支撑。

针对网络犯罪全球化带来的传统跨境司法协作瓶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学者、《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判中方专家裴炜指出，我国应推动跨境刑事司法从单一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转向多元化国际合作，对接 2025 年 10 月在河内开放签署的全球首个普遍性网络犯罪公约新规则。她建议通过修法拓展合作方式，搭建 24/7 快速联络机制，以检察机关为程序枢纽，在守住主权边界的同时，破解电子证据取证时效难题，完善全球网络犯罪治理协同体系。

刘丽娜指出，数字经济全球化下，涉外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呈现跨境化、技术化、隐蔽化特点，司法实践面临电子数据易灭失、跨境取证难、主观明知证明难、证据审查标准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文章结合典型案例，梳理三类案件证据审查难点，总结检察机关以技术可信性补强程序瑕疵、依托境内证据链认定跨境事实、运用间接证据推定主观故意等实践经验，提出从技术审查、主观推定、境外证据标准、刑民行程序协同等方面完善证据规则，为强化涉外商业秘密司法保护、深化国际司法合作提供参考。

何志鹏指出，涉外法治能力建设是提升涉外法治水平、完善涉外法治体系的关键。涉外法治能力涵盖认知、判断、决策、规划、执行、适应、理论创新、表达等九大核心维度，形成国家 — 机构 — 个人有机融合的动态能力架构。提升涉外法治能力，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筑牢基础能力与法律根基、保障信息获取、健全协调机制、坚定道路与理论自信，推动涉外法治体系与能力协同跃升，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全球治理，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